日本女孩认为，在背后支持努力工作的丈夫，承担所有家务，养育一两个孩子，就是童话般的生活。

去年3月，广告和公关公司博报堂做了一项调查，结果显示，超过33%的二十代女性（20-29岁的女性）表示想成为家庭主妇。

由日本卫生、劳动和福利部发起的的全国家庭普查的调查显示，已婚的二十代女性认为女性结婚后就应该称为家庭主妇的比例，从2003年的35.7%上升到2013年的41.6%。而且高达67%的女性在怀孕后会选择辞职。

日本政府想要改变这一常态，想让更多已婚女性回归职场，而且要增加公司和政府管理职位中女性的比例。

作为安倍经济学的一部分，日本政府制定了很多政策让已婚女性能更容易地回归职场，比如增加保育设施——尽管进展缓慢。

这是日本社会的常态，日本首相安倍晋三为什么要做出改变的？有三个原因。

日本首相安倍晋三

第一，日本的出生率是全世界最低的，而且老龄化严重，因此日本需要对本国的劳动力做出筹划，保证职工在退休后仍有足够的人力弥补空缺。2013年，15至64岁的日本女性中，就业率达到65%，但是她们的工作大多是兼职，而且收入很低。日本男性的就业率为84.6%。高盛日本的首席策略官松井凯西认为，如果女性雇员的比例与男性拉平后，日本的GDP能够增长13%。

第二，多项研究表明，雇佣更多的女性高管能够提高公司的创新能力，提高企业价值和投资回报率。但Catalyst的调查显示，女董事会成员在日本的比例只有1.1%——比巴林和阿联酋还要低——而美国的这一比例为16.9%，英国为20.7%，最高的挪威达到40.5%。从全球排名来看，日本女性在企业高管职务上和议会里所占的席位排名垫底。女性议员汤谷小渊认为，政府部门提拔女性可以给企业做榜样。

第三，安倍内阁中女性数量的增加是实现安倍其他经济改革措施的推动力，同时也帮助女性打破了所谓的“竹子天花板”（即无形的升职障碍）。

如果女性经济学能顺利实施，安倍一举两得也不是不可能。

可是，安倍政府承认，日本社会并没有与安倍的女性经济学的步调保持一致。当初日本政府制定的目标是，2020年，政府管理层中的女性所占比例要达到30%。但现在看来，这个野心似乎太大了，所以政府把目标降到了7%，还把上市企业管理层中的女性比例降到了15%。

从就业率来看，高盛的调查结果显示，工作的日本女性比例达到了历史性的66%，但仍比男性的80%要低，也没有达到很多发达国家的平均水平。

日本的劳动经济学家大泽真千子说：“安倍是第一位把女性和经济挂钩的日本首相，他认为女性进入职场对发展经济有利。”但“这一改革所花费的时间比我想象的要长。”

日本本来想着能够做得更好，但为什么安倍的政策没有奏效呢？

这里可能有3800万个（日本达到工作年龄的女性的数量）原因能解释为什么让日本女性回归工作或走上管理层如此困难。

这不是因为安倍盖的育儿中心不够多，而是安倍的女性经济学中隐藏的一对矛盾：让更多的女性走到公司和政府的管理层的同时还要增加生育率。

BBC的一篇新闻里报道了日本女性的抱怨正好说明了这一点：政府想要女性生孩子、照顾孩子，还要天天去工作？他们这是想要杀了我吗？

还有一个原因是日本的政策还不够完善。有些政策不仅没有鼓励女性工作，反而让工作对女性失去了吸引了，反而增强了“男性养家模式”。

在日本，如果夫妻中一方的年收入少于103万日元（约合人民币67000元），那么一家之主——通常是男性——能够申请减税。日本对养老金和医疗保险也有类似政策。

70%的日本企业甚至还会提供赡养费，这是一种财务激励政策，能让雇员的妻子安心在家操持家务。

根本原因还是日本的公司文化和社会态度让女性回归职场面临重重困难。

尽管1986年日本颁布了《公平就业机会法》，禁止日本企业在招聘、晋升、培训和工作分配等方面存在性别歧视，但这并不能改变企业和社会的文化。

但去年11月，由日本劳工部发布的调查显示，将近一半的女性临时工怀孕时曾被抱怨会“引起麻烦”。

日本女性认为，日本的文化让女性必须在家庭和事业之间二选一。

为了解决工作和照顾孩子的矛盾，日本政府专门为女性成立了带有育婴室的工作中心。

但社会文化不容易改变。当高桥美代子带着一岁的女儿走进工作重心时，她觉得“雇主肯定更喜欢没有孩子的应聘者”。

高桥说：“我并不认为是女性不想回归职场，只有当社会对女性的态度改变了，公司才能对女性有更加接纳的态度。”

日本几乎比其他任何国家都重视对女性的教育，从高等学府毕业的女性不在少数。但日本社会中长期以来占主流的“男主内女主外”的家庭分工，让大多数公司不可能像法律规定的那样真正做到男女平等。

因此，要让女性回归职场，只制定新政策是不够的，它还需要一代或几代人为改变社会态度而努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