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43年9月，利物浦皇家剧场内人满为患，《利物浦水星报》报道了该市一次大规模的自由贸易辩论会。新当选下议院议员的约翰·布莱特 (John Bright)滔滔不绝地论述取消食品进口关税的好处，呼应了当时新生的《经济学人》报刊的观点。布莱特对听众说，在拉票时他已经解释了“如果英国的自由贸易受到限制，石匠、鞋匠、木匠和各行各业的手工业者会遭受到什么样的损失。”他在利物浦的演讲赢得了满堂彩。

很难想象173年后，竟有一位主要的西方政治家会因抵制自由贸易而受到称颂。美国大选中的两位总统候选人都不是自由贸易的捍卫者。唐纳德·特朗普在很多问题上都模棱两可，但就贸易一点倒很明确：来自国外的不公平竞争已经消灭了许多美国国内的就业机会。他威胁称将会废除北美自由贸易协定，从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PP）中脱身，并和中国展开贸易战。希拉里·克林顿现在也开始抨击之前由她参与谈判的TTP，这令她信誉尽失。在世界最大出口国之一的德国，成千上万人在9月初涌上街头，抗议德国与欧盟及美国拟定的贸易协定。

对开放经济的焦虑无处不在，强烈反对自由贸易只是其中一个表象。英国脱欧公投显示了民众对移民在公共服务、就业和文化方面的影响的担忧。大公司因利用国外避税天堂逃税而备受抨击。此类批评包含着一些事实：必须采取更多措施来帮助那些在全球化过程中的输家。但改进全球化和拒绝全球化完全不是一回事。认为全球化是一场骗局、只有公司和富人得利的想法是大错特错的。

首要证据就是二战以后的数十年间全球居民生活水平得到了巨大改善，而这靠的是全球贸易的迅猛发展。1950年货物出口仅占全球GDP的比重8%，而后50年间则提高至近20%。出口带动的经济增长和外国投资让数亿中国民众脱离贫困，从爱尔兰到韩国，各个经济体也因此面目一新。 

坦白地说，西方国家选民可能对新兴国家的巨大进步无关痛痒。但在他们自己的国家，自由贸易的总体效益也毋庸置疑。相比只服务国内市场的公司，有出口业务的企业效益和薪资水平更高。美国一半的出口都流向了与它有自贸协定的国家，尽管这些国家的经济总量还不到全球GDP的十分之一。

相比之下，贸易保护主义会伤害消费者，对工人也无益。穷人从贸易中得到的好处远比富人的多。一项针对40个国家的研究表明，如果跨境贸易终结，最富裕的消费者会丧失28%的购买力，而收入最低的十分之一的人群则会丧失63%。据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Peterson Institute forInternational Economics）的数据，在2009年奥巴马断然对中国轮胎征收反倾销税之后，美国消费者转购非中国产轮胎的成本是每年约11亿美元。这样平摊到因反倾销而“拯救”的1200个工作岗位上，相当于挽救每个工作岗位的代价要超过90万美元。

开放还会带来其他好处。移民不仅能改善自己的生活，还能支持东道国的经济：自2000年以来，进入英国的欧洲大陆移民一直是国库的净贡献者，从2001到2011年，他们为英国公共财政贡献了超过200亿英镑（340亿美元）。外国直接投资带来了竞争、技术、管理方法和就业岗位，而这便是为什么中国对外国直接投资时过于谨慎的态度会令人失望。

这些好处当然不能说明全球化完美无缺。早在1840年，自由贸易的拥护者就明白——尽管大多数人会因自由贸易受益，但还是会有一些人受损，而我们对他们的帮助太少了。从1999到2011年，美国制造业净流失了大约600万工作岗位，大约五分之一归咎于中国的竞争，而许多这些失业者无法重新找到工作。事后想来，来自东欧的欧盟成员国的移民会给英国公共服务带来压力，但英国政客多数对此处之泰然。尽管对短期资本快速且变化无常的流动还没有引发街头抗议，但资本的跨境涌入和流出确实经常造成损害，尤其是在欧元区里那些债台高筑的国家。

正如我们所指出的，必须做更多工作来解决这些问题。美国在再培训工人并帮助他们再就业的政策上的支出少得可怜，仅占其GDP的0.1%，是发达国家平均水平的六分之一。在这种情况下，无论是特朗普还是希拉里都没有提出政策帮助因贸易或廉价技术而失业的人，这实在可悲。在移民政策方面，应仿效丹麦的做法，把接纳移民数量和地方政府的收入挂钩，以此缓解外来移民对当地教育、医疗和住房的压力。许多人把将签署贸易协定约束本国贸易政策的行为视为对民主的侵犯，但还是有办法让共同遵守的规则来强化国家主权。

这些是对贸易保护主义和民族主义鼓吹者的明智回应。面对全球化，最糟糕的答案可能就是反对它。保持开放的理由和本刊初创时支持废除《谷物法》（the Corn Laws）时所用的差不多。相比起封闭经济，自由贸易带来的机会更多，也更多样化，而且总的说来有更大的机会使民众富裕。自19世纪40年代以来，自由贸易主义者一直相信封闭经济体只会有利于权贵阶层并伤害劳工阶层利益。他们过去是对的，现在也是对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