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维斯（DeQuandre Davis）的爸爸是个传奇，当地有个让人又敬又怕的跛脚帮，他是帮派的头儿。1990年，在俄勒冈州的波特兰市，对头帮派的人将他击毙。从此，戴维斯受教于街头，度日于监狱，24岁时就劣迹斑斑。

史黛西·贝克尔曼（Stacie Beckerman）的父亲是爱荷华一位著名的律师，在非营利组织和教堂中就职多年，有改良社会的宏愿，不过大多有些不切实际。史黛西从哈佛法学院毕业三周后，他因心脏病与世长辞。史黛西41岁时成为了一名联邦检察官，以坚韧刚强著称于业界。

三年前，他们的人生轨迹产生了交点。

史黛西就职于美国检察官办事处，在枪支及性交易部门办公。一开始，她觉得戴维斯的案子比她通常遇到的案子都要简单。2013年6月，波特兰警方拦下一辆坐满了人的车，戴维斯就在其中，警察在他外套的口袋里发现了一支枪。青少年时期因抢劫而被定罪后，戴维斯已经是一个重犯了，他是不可以携带枪支的。传讯后，法官允许戴维斯假释出狱，同时要求他接受随机药检。药检呈大麻阳性。史黛西觉得，戴维斯是个危险分子，审判之前都应该被关在狱中才对。

但保罗·帕佩克法官不这么认为，他释放了戴维斯，还让他参加一个名为「审前监督程序」的法院援助项目。被告的案子走司法程序的过程中，这个项目可以让被告摆脱困境，以逃脱牢狱之灾。

「我要被气到中风了，」史黛西说，「他应该被收监。」

戴维斯最终承认了关于枪支的指控，他面临着长达十年的牢狱生活。在等待宣判的几个月里，史黛西、戴维斯、戴维斯的指定辩护律师以及审前调查员，他们必须每个月与帕佩克会面两次。

「我很不耐烦，非常狐疑，还很沮丧，」史黛西说。「我是个奋战在一线的检察官，我还有一百万件事要做呢。」

戴维斯也认为这样的审前会面毫无意义。「我想她肯定会说我坏话，」他说，「我了解司法系统，法官都是不公正的。」

所以2014年6月的第一次会面时，检察官和被告都带着深重的成见。

戴维斯，1米9，不笑，不把任何人放在眼里。他似乎很无聊——极少说话，嘴里咕哝着些什么，坐得离史黛西很远。这个女人让他想起高中时那些严苛的教条。

1米6的史黛西，整天都在忙工作，穿着定制的黑色或蓝色职业套装，只有一个目标：把戴维斯送进监狱。

史黛西生活在一个精确的世界里——被告要么有罪要么无罪；而戴维斯生活在一个灰色地带，这个地带对绝大多数遵纪守法的人来说都是非常陌生的，在这里有一套独自运行的准则和规范，想要生存，就必须按这套规则生活。父亲被枪杀八年后，九岁的戴维斯被一个同学拿着玩具枪威胁。母亲和姑姑供他长大，他有时和母亲、姑姑住，有时住在看护所。他的少年时期在少管所度过，进高中后第一年就被开除了。14岁的时候，他的一个非常亲密的朋友被枪杀。17岁时，他抢劫了一名卖假毒品的男子，被定刑收监。

「我不会让任何人欺负我，我也不在乎会不会早早死掉，」他说，「我妈妈总是告诉我，除了上帝之外没什么可怕的。」

一月过去了。

二月。

一次又一次会议后，史黛西和戴维斯开始进入状态。他们在走廊尽头面对面坐着，等法庭开门。一张协商桌，这边，史黛西独自坐着；那边，坐着戴维斯和他的律师。帕佩克在法官席上主持会面。

三月过去了。

四月。

很难说清他们的关系是什么时候发生了变化。无论史黛西还是戴维斯都记不清具体的日子、时间节点，或是其他细节。

也许是那天，史黛西决定不再远远地坐在走廊尽头，她问戴维斯，她是不是可以和他同坐一条长凳。「我们坐在一起，因为他没再让我感觉不自在，」她说，「我记得他没说太多话，应该是我依然让他觉得不大舒服。」

也许是那天，戴维斯听史黛西讲了些无关紧要的事，他笑了一下。「一个微笑，」他说，「一个微笑作用很大。」

也许是那天，他们进法庭的时候，他帮她挡了一下门，让她先进。也许是会议结束时，他们互道了声再见，而不是仅仅在沉默中离席。

史黛西开始相信，戴维斯正在试着为自己的人生做一些有意义的改变，他找到了正确对待生活的态度。在当地一家做燕麦棒的食品公司里，他找了一份分装流水线上的工作。过了一阵儿，他被提拔为卫生员。他开始在波特兰社区大学上课。

史黛西注意到戴维斯不再抱怨会面，也没有爽约。审判前的这段时间里，戴维斯住在一个距离法庭很远的中途客栈里，来法院要倒两班公交车，即使如此，戴维斯也坚持来参加。法院和执法部门要求他做的所有事情，戴维斯都执行了：努力工作，参加生活技能培训班，保持清醒，远离麻烦。

一次会面后，史黛西回到办公室，瞥了一眼电脑。电脑边上贴着卫理公会教堂创始人约翰·卫斯理的一句话。史黛西第一次是从她父亲那儿听到这句话，此后她一直把这句话当作座右铭。现在这些话有了新的意义：

「行你能行的一切善举，用你能用的一切方法，在你所在的任何地方，用你能用的所有时间，向你能遇到的一切人，只要你能。」

五月过去了。六月来了。

2014年9月，戴维斯的案子要宣判了。宣判前的最后一次会面上，戴维斯骄傲地宣布，他女朋友怀了一个男孩。他给孩子取的名字是：小DQ·戴维斯。

几周后，史黛西去塔吉特商场（Target）给戴维斯和他将来的儿子买了几本书。「我想让他知道我关心他和他的宝贝，」史黛西说。「但我也很紧张，不知道我的同事们会怎么想，这么说吧，不是每天都有检察官给被告的宝宝买礼物的。」

「戴维斯害怕的那个日子越来越近了，我想多做一些事。」史黛西说。

「这些书改变了我对她的看法，」戴维斯说。「以及我对法律系统的看法，」戴维斯和老朋友们断了联系。他保持奉公守法。

这个史黛西曾以为会很容易的案子现在让她在辗转难眠，她相信戴维斯值得第二次机会，值得另一种正义。

因此，七月的一个清晨，家人都在熟睡，史黛西坐在自家电脑前给美国区法院法官迈克尔·莫斯曼（Michael Mosman）写了一封信：「如果他进了监狱，世界上又多了一个由单身母亲抚养长大的小男孩；但如果他被判的是缓刑，他就能看到儿子出生，听到儿子说的第一句话，见证孩子迈上的第一步阶梯。政府应该选择第二种可能，应该截住亲人缺席孩子成长的怪圈。这个怪圈最终可能会对小戴维斯先生的成长产生非常大的负面影响，而法庭是截住这个怪圈的第一步。」

宣判的那一天，戴维斯和史黛西站在法庭外的走廊上。他穿着一套深色的短西装。他站起来，穿上外套，笑着对史黛西说：「看，现在我看起来像你一样了。」史黛西笑了，他为她打开了法庭的门。

在法庭上，戴维斯的律师和史黛西要求法官判戴维斯缓刑，同时要求戴维斯遵守一定限制条件。史黛西希望莫斯曼法官限制戴维斯活动的区域，禁止他与帮派成员再联系，并且要随时接受药检。她甚至希望法院限制戴维斯在未经批准的情况下跟别人开车出去旅行，因为这样常常会惹麻烦。

宣判前，莫斯曼让戴维斯为自己辩护。

「我有了一个机会去证明，我可以做一些完全不同于从前生活中的事，比犯罪更好的事。」他告诉法官。

莫斯曼最终同意了这种惩处方式。审判后，检察官和犯人在走廊上紧紧拥抱。

「关于法律，我在哈佛法学院学了很多，」史黛西说。但没有人教我为什么一个20多岁的黑人男性会认为在恶劣的环境里他需要武装。没人教我是什么吸引孩子们加入帮派。我了解法律，我可以运用法律。但是，在不理解人类时，是不能够为人类定罪的。」

在接下来的一年里，戴维斯当了爸爸。他儿子这时差不多就跟他爸爸被枪杀时他的年纪一样大。他没能和儿子一起生活，但他经常从史黛西带来的照片上看到他。「小时候，每次看到其他孩子有爸爸，我都觉得很难过，」他说，「等我和儿子能在一起了，我要跟他聊天，抱着他，给他唱歌儿，让他每天在圣歌中入睡。」

* * *

史黛西的生活也在变好。2015年6月5日，她成为了一名美利坚合众国治安法官。法院的宣誓就职仪式上挤满了人，都是史黛西的家人，朋友以及当地的官员、检察官或其他刑事司法系统的代表。只有一个人不是。当史黛西走进家门，她看见戴维斯站在人群后面。她笑了，他也笑了。

一个西装革履的男人来和戴维斯搭话，问他是怎么认识史黛西的。

「她是我的检察官，」戴维斯说。

男人笑了，「你在开玩笑，对吗？」

「不，」戴维斯平静地说，「她是我的检察官。」

* * *

习惯是很难改变的。戴维斯后来又开始吸食大麻，也不再去例行药检，这些行为导致了五个月的监禁，后来因为表现良好被削减到两个月。从那时起，他找了一份工作，按照假释官的要求每天签到，并且接受了所有药检。

史黛西认为人们不应该对戴维斯的行为过分苛责。「每一个跟犯人相处过的人都知道，改变之路是崎岖坎坷的，」她说，「对于一些20多年的生活都是一团糟的人来说，改变是件难事。我给了戴维斯一个机会，因为我相信他已经想好了要脱离帮派的生活方式，而且我选择继续相信。」

「我给戴维斯的孩子买了一件冰雪皇后（DQ）的连体衣，一直都没有机会给他。」她说，「现在小DQ都长大了，没法穿了，所以我把连体衣塞在小玩具熊的肚子里，把小熊藏进小包。戴维斯走出法庭的时候，我把小包递给他，但他把包放在一边，他说他要带着小熊走一走。」

转载自《人物》杂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