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5年12月25日，圣诞节，日本广告巨头电通公司新员工高桥茉莉跳楼自杀，年仅24岁。

2016年9月，经过近1年的调查，东京三田劳动标准监督局裁定，这是一起“过劳死”事件。自杀前1个月，高桥的加班时长超过105个小时。高桥母亲说，她女儿试过一个星期只睡了10个小时，每天最大的愿望就是睡觉。

而根据日本现有劳动法，原则上劳工每天工作至多8小时或每周工作至多40小时。

高桥茉莉家属于2016年10月7日召开发布会。

因为高桥茉莉事件，日本社会广泛关注过劳死、加班问题，针对这些问题，安倍政府于上周提出修正方案，限定劳工每年加班时长为720小时、平均每月为60小时，但各企业每年有1个月可因“业务繁忙”放宽至100小时。

而劳方提出的则是全年360小时，每月至多45小时的加班时长方案。

100小时的加班实际上增加了12.5个工作日，这意味着每周得工作7天，而且还不止。

政府在缓解问题还是火上浇油？

日本著名的经济记者荻原博子在《现代日报》撰文，指出了政府试图解决过劳死问题时存在的分裂本质：

“他们居然想出了100小时的加班上限，因为安倍倾听的是企业老板的声音，而不是工作的员工。日本企业高管就是希望员工在不死亡的前提下尽可能多地工作。”

日本劳动问题专家今野晴贵表示，建议的工作时长上限不足以解决日本的劳工问题。

“把加班时长上限设在100小时，太过份了，每月加班时间最长不能超过80小时。”今野晴贵说。

“到目前为止，日本的企业不会因为缺少打卡记录而受到任何惩罚，所以，限定更短的加班时长又有什么意义呢，监管不到位，执法敷衍，设计多么人性化的劳动法案，也是摆设而已。”

说到底，缺乏严格执行的法律和实质性惩罚，安倍提出的工作时长上限就像是一个贴在致命伤口上的创可贴，几乎不能防止过劳死，即使是在工作轻松的月份也不能。

加班何以成为日本社会顽疾

高桥自杀的悲剧震动了日本社会。

日本厚生劳动省出动搜查大队，突击检查电通办公室，寻找其员工超过法定限制加班的证据。电通总裁兼CEO石井直引咎辞职，5名董事会成员受到3个月减薪20%的处罚。电通随后实行了晚10点至次日早5点强制关灯的制度。

日本劳动部门工作人员进入电通东京总部检查。

看起来他们似乎在很认真地处理这个问题。但实情究竟怎么样？情况真的改善了吗？一些接受采访的电通员工说，熄灯之后继续工作的时间依然很长。

其实，高桥的死并非电通发生的首例悲剧。早在1991年，年仅24岁的电通职员大嶋一郎就因过劳而自杀。电通当时曾表示要进行反省和彻底的劳务管理和健康管理，然而二十多年后，悲剧还是发生了。

事实上，据日本去年10月公布的《过劳死对策白皮书》，11.9%的公司表示，有员工每月工作超过100小时。

很多人难以理解为什么日本上班族不选择辞职而是工作至死。但事情没有这么简单。

在日本职场，苦行僧式的忍耐被视为一种美德，比上司或前辈先下班则是一种粗鲁的行为。新员工至少要工作两年才能另寻高就，否则将被冠上不可靠的名头。

而且，据日本厚生劳动省的数据，日本正规就业（保证终身雇佣及拥有晋升机会）的工作岗位比例已经从上世纪80年代的85%下降到目前的不到60%。

好工作难找，雇主就利用这种优势来压迫剩余员工，使其忍受严重超负荷的工作强度。看看1950年电通制定的被称为“鬼10则”的严格社训就知道了，其中一条是：“面对工作，不准放弃，必须视死如归。”

结果就是，像高桥这样刚毕业的大学生，往往会抱着未来能找到一份好工作的希望忍下去。

离世之前，高桥曾在网络上发帖称，“当你每天在办公室度过20个小时，就不会再了解生活是什么了”“究竟是为了生活而工作，还是为了工作而生活，我都不知道了。这就是人生。”

筑波大学的松崎一叶教授指出：“许多因过劳而自杀的人睡眠严重不足，失去了做出理性判断的能力。对他们来说，死亡似乎是最简单的解脱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