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月9日，民调机构Harris interactive公布的最新民意调查显示，法国“前进党”总统候选人马克龙的支持率（26%）首次超过了极右翼“国民阵线”候选人勒庞（25%）。

自从中间派民主运动党（MoDem）领袖白鲁宣布放弃竞选与马克龙结盟，后者的支持率在一周内猛增了5个百分点。马克龙和勒庞作为法国大选的两大热门人选越来越受关注。有舆论认为，二者吸引的选民在学历上有着较大差异——勒庞吸引了身处困境的穷苦大众，而马克龙则被学历相对较高的群体追捧。

近日，记者兼作家Jean-Laurent Cassely在Slate网站发布了题为《优等生会把票投给谁？》的署名文章。他指出，经济全球化和文化身份认同问题导致了一种新的决定性的撕裂——受教育程度。选民的学历等级必将成为影响2017年5月的法国总统大选的关键因素。

 勒庞和马克龙              

在法国，执政只和“优等生”有关？从候选人的角度看，确实如此。一位“标杆式”总统候选人应该是有着无可挑剔的教育背景的尖子生。不过，从选民方面来看，通常受教育程度和投票率成正比。也就是说，受教育程度越高，投票率越高。不仅如此，选民的受教育程度也会影响到其投票意向。举个例子，四个分别拥有职业高中会考文凭（bac pro）、职业能力证书（CAP）、英语专业学士学位（bac+3）和高等商学院硕士文凭（bac+5）的选民可能会有着南辕北辙的政治理念。

那么，当年班里的“尖子生”会把票投给哪位候选人？如果真有这样一个候选人，那便是马克龙了。一直以来，马克龙被认为是有钱人和青年支持的对象。其实，这位法国中间派“前进党”总统候选人在中产阶级及各年龄层选民中都不乏拥护者。Ifop民意调查和企业战略部门主任杰罗姆•福尔盖Jérôme Fourquet在Slate网站上发表的一篇文章中指出，选民学历越高，越倾向支持马克龙。

马克龙和勒庞的支持率随着选民学历等级的变化而变化。        

民调机构Elabe二月初的一项调查印证了福尔盖的观点。马克龙在高学历（硕士或硕士以上）选民中的支持率高达近25%，而他的总体支持率仅为19.9%。对此，福尔盖认为，“马克龙的教育背景、工作经历和表达方式更容易在高学历选民中产生共鸣，形成同化效应。”

Elabe民调显示，马克龙在未取得高中毕业会考文凭的选民中的支持率仅为16.5%，而在拥有硕士或硕士以上学历的选民中支持率高达24%。     

然而，这并不意味着受过高等教育的选民都支持马克龙。他们之中有67% 至75% 另有心仪的总统候选人。按照“高学历高收入”的理论，拥有高等教育学历者收入比社会平均水平相对高一些。但高学历群体内部的物质富裕程度差别亦相当可观。经济基础决定了上层建筑。那些经济、法律、管理和工程师专业的私企管理人员通常会把选票投给右派或中间派；相反，社会文化类公立机构或公益社团的干部则更接受左派的政治理念。

高学历选民支持的政党虽不尽相同，但他们却有着共同的摈弃对象——“国民阵线”。波尔多政治学院教授Vincent Tiberj认为，新兴政党的崛起，打破了传统左、右派在政坛上的平衡。这时，学历或成为影响大选举足轻重的因素。Tiberj表示，“抵御国民阵线的中坚力量就是那些受过高等教育的选民。”

Harris interactive的民调显示，未能取得高中毕业会考文凭的选民有意在总统大选第一轮时投票给极右翼候选人勒庞的比例高达37%。          

“文化资本”，左派新标识

该如何解释“选民学历越高，支持国民阵线的比例越低”这一现象呢？Jean-Laurent Cassely认为，由于在经济上受到更多保护，高学历人群对极右翼鼓吹的“和现有制度决裂”那一套说辞没有太多共鸣。其次，也是至关重要的一点，和传统左、右派不同，类似国民阵线这样的新近“改头换面”的民粹政党，更强调自己在文化价值、身份认同方面的态度，擅长在移民难民、男女传统角色演变及社会少数群体权利等问题上作文章。因此，以经济利益为站队标准、阶级烙印鲜明的传统型投票模式不得不让位给 “三观认同型” 的新型投票模式。文化价值观在这种新模式中显得至关重要。

投票模式的转变会给下个月的法国大选造成什么样的影响呢？一旦极右翼勒庞进入到第二轮选举，竞选人经济政策的重要性会减弱，选民的注意力将会集中在文化价值等相关问题上（移民难民、少数群体权益、性别主义等）。届时，出于对“文化三观认同”的考虑，大部分受过高等教育的选民势必会将选票投给勒庞的对手。
如果两个强调文化价值的政党在选举中狭路相逢，选民更倾向选择符合自己“三观”的那一派。去年奥地利大选，绿党候选人亚历山大•范德贝伦Alexender Van der Bellen击败极右翼候选人诺伯特•霍弗Norbert Hofer，成为欧洲第一位生态绿党出身的总统，从某种角度印证了这种观点。

奥地利大选选民学历分析            

国民阵线竞选人勒庞深谙此道，并表示十分期待和马克龙正面交锋。马克龙竞选纲领的“进步性”和“开放性”与勒庞在社会问题上的保守和经济保护主义针锋相对。如果此二人共同进入大选第二轮，总统选举将演变成一场新时期价值观的对决。

“优等生”和“差生”的对立：新的政治断层

去年美国大选也被看作是拥护多元文化派和反对“政治正确”的保守派两个阵营之间的对立。在硅谷和纽约这些科研、经济中心，特朗普得票率相当低。同样，英国脱欧公投时，离牛津、剑桥等科研教育中心越远的地区，投脱欧票的比例越高。另外，福尔盖的研究也显示，西方各国拥戴民粹主义的选民的共性就是学历普遍不高。

美国摄影记者Chris Arnade认为，除了种族和社会阶层，教育也加速了美国社会的分化。日益严重的“文化分裂”造成了新的社会断层。“优等生们生活在大都市和大学城，学业和事业是他们生活的重心，也决定了他们是什么样的人。他们在生活工作中接触到的也是来自五湖四海的精英。这些人机动性大，为了事业频繁搬家。” 相反，“当年班里的差生，通常会和家人一样，留在家乡安家立业，不会为了学业和事业离开从小长大的地方。”
同样的，法国也存在着类似美国硅谷的“意识形态中心”（ideopole）。巴黎二区的“硅谷道”（Silicon Sentier）和尼斯附近的索菲亚科技园（technopole de Sophia Antipolis）的投票结果充分体现了学历在选举中起到的作用。

毋庸置疑，大都市的市中心顺应且受益于经济全球化。这些科技园区的工作者积累了雄厚的文化资本（通常超过了他们的经济资本），在政治上偏向自由主义或极端自由主义。了解了这些，就不难理解欧洲生态-绿党（EELV）为何能在2012年大选时，在这些“意识形态中心”赢得89%的选票了。但是，“意识形态中心”的选票并不是僵化的。这次左派初选中，他们中的一部分人将选票投给了社会党左翼候选人阿蒙。 “混得差”的昔日优等生又会把票投给谁？

需要注意的是，过度强调学历对投票意向的影响，可能会误入歧途。按照“选民学历越高，就越反对专制保守党”的逻辑，就会得到与现实恰恰相反的结论。近年来，西方国家极右翼势力不仅没有销声匿迹，反而日益猖獗。Elabe民调机构主任Yves-Marie Cann也观察到这一点：“现在受过高等教育的人数显然比30年前多，但支持国民阵线的选民也比30年前多。”

波尔多政治学院教授Vincent Tiberj在新书《公民来了》（Les citoyens qui viennent）的结论中给出了自己的解释：“如今，认同保守派价值观的公民在减少，但这些人的投票率却在不断上升。”
相较今天，20世纪80年代的竞选纲领最大的分歧主要体现在经济立场上，左派无法单纯依靠“文化价值”取胜。Tiberj认为，在这种背景下成长起来的新一代选民，之所以投票给左派，就是为了实现缩减贫富差距、支持国家宏观调控。相反，二战后婴儿潮出生的那一代左派选民可能既是文化自由主义者亦是经济自由主义者。
英国经济学家斯坦丁 Guy Standing在《无保障无产阶级》Le Précariat一书中描绘了当代新生阶层——“无保障无产阶级”（另译“岌岌可危阶级”）。斯坦丁笔下的“无保障无产阶级”是，受过高等教育的青年群体，在就业市场频频碰壁，在政治上走向极端化。
和一些学者观点相左，Tiberj不认为文化问题取代了社会经济问题，成为投票的决定性因素。“后婴儿潮时代出生的人和老一辈不同，他们成长的年代，工作不稳定性高、失业率上升、不平等现象严重，这使得社会经济价值（是否支持财富重新分配、提高社会保障）在拉票时显得尤为重要”。在Tiberj 看来，“社会经济问题仍是老百姓在选择阵营时考虑的主导核心价值。”

纵观全球，美国桑德斯Bernie Sanders在年轻选民中大受欢迎，西班牙左翼民粹主义政党Podemos迅速崛起，以及法国社会党左翼人士阿蒙在法国左派初选中脱颖而出。他们取得胜利的共同点在于，成功吸引了一个新兴的选民群体——受过高等教育的城市青年。Slate网站专栏作家、政治学者Gaël Brustier认为，这些受过高等教育的年轻人深受社会经济危机困扰，对左派政党的支持是一场“高校毕业生的起义”。

当然，愤怒的远不止这些受过高等教育的城市青年。现有数据佐证，当年在竞争中被淘汰的“差生”，更认可国民阵线传播的“文化”、“经济”价值。其实，受过高等教育的选民对右翼民粹党也没有100%免疫。据民调机构Elabe和Harris的统计，国民阵线在受过高等教育的选民中支持率为 10%，在拥有高中会考文凭（bac）和bac+2学历的选民中支持率高达20%至25% 。这一数据从侧面反映出，一部分受过高等教育的青年，由于失去原本应有的社会经济地位，而心生失望和不满。
Tiberj指出，高校毕业生找不到工作，或从事和文凭不相符的低薪低技能工作，一方面对他们自身来说不公平；另一方面，这给学历相对较低的毕业生带来更大的就业压力。父母位居管理层职位或中间职业的子女也许一不小心就沦落到了社会下层。国民阵线对这一失去社会经济地位的群体的吸引力不可忽视。
很明显，“优等生”的选票远没有被某一个候选人或政党包揽。由于在社会、经济、文化问题上持不同意见，加之一部分人对失去现有社会经济地位的担忧，昔日“优等生”们的政治分歧在未来只会有增无减。

本文转自：微信公众号欧洲时报内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