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走在回家的路上，她刚拜访完住在阿富汗东部的爸妈，身边跟着她的孩子，与一群女人走在一起。两个脸上裹着头巾的男子开着一辆小型摩托车在这群人身旁停下。

“谁是Sardar的女儿Parveena？”其中一名男子问道。他盯着这群被罩袍遮住了长相的女人们。

没有人回答。其中一名男子端起他的冲锋枪，用枪管撩起离他最近一个女人的罩袍-- 在思想保守的阿富汗，这样的行为和当众脱一个女人的衣服没区别。

这个持枪的男子看到了她的脸，紧接着朝她开了11枪。

2013年6个女警察被杀，Parveena是其中之一。这是一个很极端的案例，但它反映了在阿富汗做女警察所面临的危险和困难，以及西方国家为阿富汗性别平等而做出的努力。在塔利班这片乌云笼罩下的阿富汗女性吸引了西方国家的注意力。对女性的解放成为了一个战斗口号。大量的金钱和精力倾入到解放阿富汗，建立女子学校，妇女避难所和电视宣传，为提升当地妇女的地位。

但是这些好的想法都无法推翻阿富汗根深蒂固的保守性观念。就像阿富汗女警察故事里的那样，这些压迫女性的观念不仅仅是塔利班的诅咒，还是阿富汗固有的一部分社会现象。

如今大批的西方军力和钱财投入到阿富汗中，然而问题在于阿富汗与西方的碰撞和它本有价值观到底改变了这个国家多少，以及这些关于女性地位的外来理念能否在阿富汗扎根。

2001年，塔利班政权垮台的时候，阿富汗的女性正处于水深火热之中：她们没有机会接受教育，女性的卫生医疗制度也是几乎为零，在公开场合殴打女性不仅政府默许，大众也对此现象见怪不怪。女性几乎不出门，就算是出门，也必须有一名男性陪伴，而且还要从头到脚用黑袍裹住。

14年之后，女性现状的改善更加显著，尤其是在城市地区。 大量的女性开始接受教育，至少在11岁以前是可以上学的。除此之外，即使是在偏远地区，女性的卫生医疗也得到了越来越多的重视。然而，在农村地区和以帕什通人种为主的东部和南部，大多数女性依旧过着封闭的生活。包办婚姻、童养媳和殴打女性的现象十分严重，有时女性还要遭受“荣誉处决”的迫害。在发展中国家里面，阿富汗女性总体的生活条件依旧排在底层。

*荣誉处决*指家族中的一名成员因为给家族蒙羞而被另一名成员杀死。受害者通常都是女性，因为“失贞”和“不检点”被自己的父亲或是兄弟为了维护家族名声而杀死。

西方政府和投资者一直将女警察的招募和培训放在首要位置。他们认为如果倾诉对象是女性的话，那么那些每天遭受暴力对待的阿富汗女性更愿意去上报虐待事件或是寻求帮助。这就意味着要保证女警察的存在。

但是这些希望却与阿富汗国内男女之间的性禁忌相违背。在阿富汗，女警察给家庭带去的耻辱感比妓女强点儿有限。女警的社会地位这么尴尬也就导致了加入警方的女性大多是走投无路，不是文盲就是生活潦倒。在这样一个潜规则时常发生的社会中，许多女性都会因为害怕丢失工作而不得不忍受性骚扰。

阿富汗的女警察想要维护一个好的形象也并不容易，她们需要面对一箩筐西方投资者们很难理解的后勤问题。举个例子，她们需要在警亭设立更衣室，因为她们根本不敢穿着警服去上班。10年之内投入了数百万的美金，就连招募5千女警察的最低标准都没有达到。联合国驻喀布尔办公室根据阿富汗内政部提供的数据统计，实际上，警察局16.9万名员工里只有不到2%的女警察，大约2700人。

曾在Parveena片区负责人事招聘的上校Mirakai表示， “男女干活儿搭配不累在阿富汗显然并不适用，男女一起工作本就没有被接受，社会上也并没做好让女性做警察的准备。”

支持招募更多女性警察的Mirakai上校叹气道：“跟我一起共事的警官说，‘我们不需要女警察跟我们一起工作到中午然后直接回家，我们只要男警察，不要女警察。’”他的说法也影射出一个现实，那就是很多女性不得不提早收工回家照料家人。

为了收集对女警经历的描述，纽约时报采访了60余名女警、男性警察指挥官、内政部官员、西方军事官员以及非政府组织工作人员。

2013年联合国针对这个问题做了一份报告但却未能发表，部分原因是担心可能引起对女警察的报复。从这份报告中可以发现接受采访的130名女警察中70%都遭受过性骚扰，其中有小部分曾遭受强奸或明确被压迫发生性关系。

驻阿富汗联合国人权部门负责人Georgette Gagnon说：“内政部和阿富汗社会对女警普遍的负面看法，保密申诉机制的缺乏，腐败，设施的不完善，性别歧视歧视以及性骚扰这些问题仍然是目前主要的障碍。”

西方观念与阿富汗现实之间的冲突意味着提高妇女地位的项目的开展往往会事与愿违，反而会使这些被招募的女警察遭受虐待和报复。

“强行向他们灌输我们西方的自由信仰是十分荒谬的。”一个多年驻阿富汗的西方外交官说道。 “我们可以很容易地将这些女性送上这样的位置，然后吹嘘自己的成就，但是等我们离开了，放松警惕了，他们又将会遭受什么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