芬兰正值寻求方式让更多人进入劳动力市场，以此保护国家财政之际，8月25日，芬兰政府表示将于2017年对“全民基本收入”的福利进行试验。

芬兰政府将随机挑选2000名芬兰公民，每月向他们支付560欧元的基本收入，更令人发指的是这些基本收入是不用上税的。芬兰社会保险局将负责开展这一试验。

芬兰社会事务和卫生部表示，“进行基本收入试验的主要目标与促进就业有关”，同时也旨在以关于公共财政可持续的方式简化复杂的福利制度。

今年6月，瑞士在公投中否决了每月向成年人发放2500瑞士法郎(约1.7万元)，向儿童支付625法郎(约4300元)的构想。全民基本收入也引起了加拿大和荷兰的兴趣。

关于全民基本收入或发放固定津贴的构想，近年来已经越来越受人们关注。

丹麦社会科学家格斯塔·埃斯平-安德森将福利制度分为四种，其中北欧国家的福利制度自成一派，这些国家的高福利制度也最为大家所熟知。

瑞典，挪威，芬兰和丹麦被统称为北欧国家，他们有较高的生活水平，收入差距也相对较低。

北欧模式是自由市场资本主义和社会福利的独特结合，社会福利可以让社会中更多的人享受到优质的服务，包括免费教育、免费医疗以及一笔数量不小的养老金。

这些福利取自纳税人的税收，由政府管理，为全体公民谋利益。公民对政府高度信任，双方拥有相互合作的历史，从而达成妥协，并通过民主程序应对社会挑战。

决策者选择了一种混合经济体制，在保留资本主义有益之处的同时，对税收进行再分配，再加上强有力的公共部门，最终缩小贫富之间的差距。

以丹麦为例，只要生活在丹麦的领土上，不分国籍，所有人都能享受到丹麦的社会福利。丹麦的教育是免费的，即使是在大学阶段，学生们也不用交学费。不仅如此，每一位学生每个月还能收到丹麦政府发放的900美元。

丹麦实行全民免费医疗，看病住院都不用花钱，就连心脏搭桥、器官移植这样的大手术，都是免费的，住院伙食费也都由政府买单。不过，在丹麦买药需要自费，但是政府会给予药品一定的补助。

丹麦的产假待遇也非常优厚，产假共52周，父母2人最多可收到32周的薪资支持。除此之外，大多数员工有5个星期的假期可以与朋友家人共度美好时光。

丹麦属于税率最高的几个国家之一。丹麦平均年收入为3.9万欧元，约合29.1万人民币，税收却高达45%。人们常常以此为理由反对丹麦的福利模式。

尽管如此，2014年盖洛普的一项调查显示，近90%的丹麦人愉快地缴纳高额税款。丹麦人民认为，这种福利模式将集体财富转化为幸福。他们并不认为自己是在交税，而是在投资社会，购买生活质量。

但福利过高也会导致种种弊端和问题。

无论是州政府还是联邦政府，福利资金都来源于纳税人，正所谓取之于民，用之于民。不过，并不是每一个国家都能运转良好，虽然纳税人的钱或一个国家的财富花在了本国公民的身上，但过高的福利保障导致的开支过大，国家不堪重负，负担沉重。

正如德国总理默克尔反复提到的那样，欧盟人口占世界人口的7%，国民生产总值占全球的25%，而福利支出却高达世界各国福利支出总额的50%。

默克尔的潜台词是，欧洲在社会政策上花费太多，因此除了缩减开支别无他法。但社会福利水平上调容易下调难，对于习惯了高福利政策的公众来说，紧缩政策是很难接受的，因此政府只能不停从世界银行或其他机构借款，最终陷入寅吃卯粮的恶性循环。

社会福利如此之高，容易导致国民惰性。人们仅仅依靠福利就能舒服地生活，他们可能不会想要继续工作，或通过自身努力为自己创造更好的生活条件。特别是当人们选择工作的时候，不仅失去了从前享受到的福利，还必须开始交税，支付其他相关费用。

在奥地利，克罗地亚和丹麦这样的国家，对那些离开福利选择工作的人来说，实际边际税率近乎100%。这意味着由于税收增加，福利减少，一个人从工作中几乎不能获得额外收入。

所以，有的人可能会继续依靠福利过日子，但这对那些税收首先用于福利的人来说，肯定是不公平的。如果没有人想要工作，国民精神不再积极向上，社会劳动生产力就会下降，从而影响经济发展。

德国前总理格哈德·施罗德说：“我所理解的福利社会，并不是让大家都歇着，真正的福利社会应该是，每个人在生活中遇到困境时，都能得到帮助。”这或许是所有国家努力的方向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