泽娜·布里斯克1966年生于伦敦，她10岁时就对摄影产生了兴趣，拿到剑桥大学的硕士学位后，她来到了纽约国际摄影中心，开始学习、研究纪实摄影。

泽娜的第一个职业巅峰是在2005年，在那年的奥斯卡颁奖典礼上，她的作品赢得最佳纪录片奖，她以制作人的身份，从颁奖嘉宾莱昂纳多手中接过了闪亮的小金人。

这部名为《生于妓院》的纪录片，是泽娜深入亚洲最大的红灯区，在此生活了3年制作而成的纪录片。

这是一部以妓院里的孩子们为主角，向红灯区妇孺致敬的纪录片。是的，致敬。

我们习惯了对红灯区的偏见、批判，却不知道这里还有无数的孩子们，他们生活在贫穷、暴力和绝望之中，他们比任何人都更需要一丝希望之光来点亮未来。

而这部获奖纪录片，无形之中也成为泽娜个人的儿童救助社会试验的关键一部分，而这个历时七年的救助试验，其结果令人唏嘘……

1998年，泽娜来到印度加尔各答的贫民区——索纳加奇，作为亚洲最大的红灯区之一，这里有着庞大的特殊女性群体。

当时，泽娜想要用镜头记录这里的生活，向世人展示这个喧嚣、热闹，却充满颓靡、绝望的荒凉世界。

然而，当泽娜走进索纳加奇，首先让她感到惊讶的是，这里的孩子不比大人少，这些从几岁到十几岁的孩子们，整天在巷子里、楼房里嬉戏、玩耍。

想拍红灯区是困难的。这里不仅充斥着妓女、嫖客，还有吸毒、抢劫、暴力等事件，每件事情都是阴暗的、违法的，每个人都对泽娜这样的闯入者，对镜头充满警惕。

然而，孩子们却热情、友好地围上来，对陌生的泽娜和相机充满了好奇。

索纳加奇的孩子们，让泽娜想到了一个主意。

2000年，她带着20多部相机再次来到索纳加奇。她住进了红灯区，与妓女和孩子们为邻。

泽娜想要教会孩子们使用相机，让他们用自己的眼睛去观察，用镜头记录他们所生活的这个世界。

她挑选了8个10岁左右的孩子：宝贝、小奇拉、琪琪、阿吉、塔塔、酷哥、麻吉和小妮，发给他们每人一台相机，教他们取景、构图、按快门等。

从左到右：宝贝、小奇拉、琪琪、阿吉、塔塔、酷哥、麻吉和小妮

在破旧、拥挤的索纳加奇，在阴暗、逼仄的简易楼房里，垃圾遍地，老鼠横行，粗鲁的嫖客吐着脏话，醉酒的男人大吵大闹，涂着脂粉的女人们麻木地站在门口，期待着下一桩生意。

当孩子们拿起相机，他们的眼中有哀伤，也有温暖。慵懒的小猫，脏乱的街巷，嬉戏的小伙伴们，自己将要洗刷的碗筷，黄昏时天边的一抹余晖……

索纳加奇日常生活的一切，都被他们收入镜头。

阿吉的作品

他们也会因为到处拍照被人呵斥，一向安静的塔塔说：“我不在乎，如果想好好学，就得忍耐，日子总是痛苦、难过的。”

塔塔总是这么懂事，当她被妈妈骂的时候，她说：“我不在乎，妈妈就是妈妈，我知道她是做什么的，想到这些我就伤心。我长大了，妈妈就变老了，她以后要是没了，我就要照顾小妹。”

11岁的塔塔不仅要靠做衣服为自己讨生活，还要帮妈妈照顾小妹。

塔塔的作品：落日

在这里，感到痛苦、难过的又何止塔塔。

失去了父母的小奇拉格外地沉默，她和姨妈生活在一起，每天都活得战战兢兢。她渴望长大，因为不想再过这种寄人篱下的压抑生活；她又害怕长大，因为姨妈在等着她变成摇钱树。

阿吉失去了母亲，父亲是瘾君子。母亲曾告诉他：你不得不住在这里，但是你必须走出去，远离这里的世界。但他不知道自己的未来在哪里：“在我的生活里，看不到一点希望的东西。”

阿吉和他的作品

琪琪的妈妈精神出了问题，父亲要卖掉她，在姐姐的帮助下，她逃出来和祖母相依为命。她每天早上4点起床，帮邻居拖地、洗碗、买夜宵等以补贴家用，她害怕以后像周围的女人们一样。

这些生活在红灯区的孩子们，最先懂得的就是生活的无奈和残酷，最早学会的就是顽强地活着。他们有着超乎同龄人的敏感，苦难，让他们过早地成熟，但在命运的深渊里，他们又显得那么的无力。他们会对贫穷、颓废和痛苦渐渐习惯，直到麻木。

泽娜在教孩子们拍照

在电影《这个杀手不太冷》里，小女孩马蒂尔德曾问：“人生总是这么艰难吗？还是只有小时候是这样？”

“总是如此。”里昂的回答干脆、利落。

可是，也有伟大的艺术家王尔德在书中写道：“我们都生活在阴沟里，但仍有人仰望星空。”

在糜烂、绝望的索纳加奇，孩子们像野草一般生长，但他们的心中也有梦想。 

宝贝的作品

阿吉喜欢画画：“画画可以表达我心中的感觉，我把灵魂放进颜色里。”

当他通过相机打开了另一个世界，他羞涩地说：“我以前想当医生，现在想做艺术家。”

琪琪说，来我们这楼里的男人都很坏。她能想到几年后的自己是什么样子的，她渴望离开这里，去读书。 

琪琪和她的作品

他们也有微妙的情感，酷哥说：“我想带宝贝离开这里，否则，她长大后一定会去站街。”

酷哥的担忧是有道理的，宝贝的曾外祖母、外祖母和妈妈都是妓女，她是妈妈和一位老顾客的私生子，她的家庭相对富足，她不需要打零工，有漂亮的衣服，她是自信、欢快的小精灵。

但如果没有意外的话，她的命运在出生时就注定了。

麻吉（左）和麻吉镜头下的宝贝（右）

在印度，有超过300万女性性工作者，其中34%是在18岁之前进入这个行业的。有的女孩因为贫穷被家人卖到这里，更多的女孩则生于妓院、长于妓院，年少为妓直到年老。

妈妈们接客的时候，孩子们就到楼顶去玩，或者，用一张帘子遮挡所有的尴尬和不堪。

这里每天都充满了打闹和辱骂，她们常用“婊子”、“贱货”等来辱骂对方，甚至辱骂孩子，以此发泄心中对自我的悲愤和无力感。

每天置身这样的闹剧中，孩子们的眼里已看不到恐惧，只有深深的悲哀和无奈。比历经坎坷更悲哀的是，他们知道命运早已注定。

随着对孩子们了解与感情的加深，泽娜越来越想要帮他们离开红灯区，逃离这既定的受诅咒的命运。“不受教育，她们就绝对没有机会。”她看到一个女孩11岁就被迫结婚，一个女孩14岁就被迫卖淫。

对于红灯区的犯罪问题，孩子们的人权问题，印度社会和政府心知肚明，但却长期置若罔闻。

但没有人愿意沾上红灯区的孩子们，没有学校愿意接收他们。外面那充满歧视和敌意的世界，让他们自卑和畏惧。

泽娜带孩子们去游玩，教他们用自己的作品去募款，帮他们在印度、美国开办展览，拍卖摄影作品。

而最重要的，则是寻找红灯区之外的学校，只有进入正常的寄宿学校，才能让他们远离那个环境。

泽娜誓不罢休，她带孩子们去体检，办理各种人口证明，去一所所学校软磨硬泡。

功夫不负有心人，2002年，在摄影项目完成之时，孩子们也终于进入一所基金会学校学习。

2004年，泽娜又回到了印度。她把在索纳加奇的所见所闻，以及和孩子们相处、合作的片段，制作成了纪录片《生于妓院》，依托这部震惊世界的电影，她的图书和摄影作品赚了约10万美元，她想用这笔钱继续帮助孩子们读书。

令泽娜没想的事，当初她亲自送到学校的8个孩子，已经有5个离开了。得不到家人的持续支持，同学们的歧视，吃力的学习，都能轻易击垮他们的自信和希望。

长大的孩子们

2005年2月，孩子们飞到了洛杉矶，作为第77届奥斯卡最佳纪录片《生于妓院》的小主角，他们经历了前所未有的荣耀。泽娜希望剩下的三个孩子能到美国读书，彻底摆脱索纳加奇的环境和影响。

但是宝贝回去后再也没能到美国来。作为独生女，她是妈妈的情感寄托和生活依靠，泽娜甚至拿出一些钱给宝贝的妈妈，希望孩子能获得自由。

但不久后，16岁的宝贝成为索纳加奇的名妓。母亲渐渐年老，作为家族第四代妓女，宝贝承担起了养家的重任。因为奥斯卡大奖女主角的光环，宝贝成为红灯区的稀有资源，她一入行就生意好、身价高。

对此，泽娜非常难过：“我就是怕这个，怕我无能为力，连让他们受教育，都无法改变什么，可是不帮他们，他们就完了。”

还好，她的希望没有全部变成失望。

阿吉在2005年来到美国，并获得全额奖学金读高中。2008年，他进入纽约大学主修电影专业。知道机会来之不易，阿吉非常努力，他一边刻苦学习，一边打工挣钱。毕业后，他曾作为导演助理在好莱坞工作，现在，他是生活在纽约的电影摄影师。

和阿吉一样，琪琪也很珍惜在寄宿学校读书的机会，她后来也在泽娜的帮助下，来到美国读书。

泽娜和阿吉、琪琪

在电影《肖申克的救赎》中，安迪说：希望是个美好的东西。习惯了在黑暗中行走，我们也许会失望，会怀疑，甚至觉得一切天注定。但希望，终归是美好的，生命中总有那么一丝光亮，值得我们为之付出全部的努力。

而泽娜给孩子们带来了这一丝光亮：“我相信摄影是激发孩子们的想像力，并帮助他们建立自我的有效工具。我们相信艺术改变生活的力量。”

虽然有的孩子没能坚持读书，但他们心中已经唤醒了对自由的渴望：塔塔失去了联系，因为她逃离了索纳加奇；小奇拉也逃离了姨妈，逃离了红灯区；小妮和麻吉姐弟二人也离开了红灯区，麻吉对泽娜心怀感恩：“如果没有泽娜阿姨支援我们，我们也走不了。我可能会被卷入暴力、酒精和毒品的漩涡。”

泽娜曾试图“拯救”宝贝，但那份收入让她自己也难以离开。她租住了索纳加奇最昂贵的房子，有了笔记本电脑、手机和存款。

“看得出泽娜阿姨十分失望，我也不想这样，但这个行业养活了我，让我过上现在这样的生活。”

宝贝年少时那灿烂的笑容和光彩，已被黯然、呆滞的眼神所代替。

索纳加奇依然是世界闻名的红灯区，无数女孩终将和她们的母亲一样：站街、接客，男孩则会成为父亲那样的男人：喝酒、吸毒、打女人。他们没有权利选择自己的出身，对他们中的大多数来说，甚至没有权利选择自己的未来，这是一个悲哀的事实。

人生总是如此艰难，因为希望，它又是美好的。可是，对于那些已经习惯、乃至对痛苦麻木的人来说，希望是毫无意义的，甚至是令人恐惧的。

就像《肖申克的救赎》中的布鲁克斯，当在监狱度过了大半辈子的他终于获得自由时，他却找不到自己的位置和价值，他选择了自杀。

就像索纳加奇的一些人们，他们早已成为红灯区的“囚犯”，不知道离开这里该怎么活下去。生而为妓，是她们熟悉的、甚至世代相传的生存方式。

当阿吉展现出摄影天赋，被邀请前往阿姆斯特丹，参加世界新闻摄影基金会的展览时，他坐在出租车上对司机说：“开慢一点，要不然出了什么事，我就不能实现我的梦想了。”

当一个人拥有了梦想、希望，想要飞出去的时候，他才会格外珍惜自己的羽翼，珍惜机会。 

文章转自微信公众号：好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