鲍勃·多尔是一名前参议员，如今的他是华盛顿奥斯顿-博德律师事务所的一名专业说客。上周提交给美国司法部的文件内容显示，多尔负责协调特朗普的竞选班子与过渡团队，上周五特朗普那通惊世骇俗的电话就是他一手促成的。

鲍勃·多尔（左）与当选副总统的麦克·彭斯

这些文件是在这通电话发生之前提交给白宫的，内容中也并没有提起这个电话。但现年93岁的多尔坚称，是他帮助特朗普过渡团队与海外政治界人士建立高层接触。

“作为说客，我们的影响力是毋庸置疑的，”这位唯一公开支持特朗普的前总统候选人不无自豪地说，“当你的客户提出一个要求，你应当尽量去满足。”

这份文件还显示，多尔的公司从5月份到10月份之间，一共收到了来自电话那头客户14万美元的报酬。也有消息称，多尔的事务所收到的是定金：每月2万美元。

类似多尔的身影在华府其实并不陌生，他们都有一个名字，叫做说客——英文即是 lobbyist，原意是在议会大厅外走来走去的人，后来即延伸为那些出入国会、议员办公室的人们。

政治隐喻剧《纸牌屋》中，第一季第二集开头出现的人物雷米·丹顿就是华府政治界社交场合上经常出现的职业说客，当他走向安德伍德（当时他还不是总统），后者立即很熟悉地将他介绍给另两位议员，称丹顿最近成为了一家事务所的合伙人。两位议员于是很热情地欢迎了这位说客——因为他们知道，丹顿至少代表着一个大公司的钱袋。在丹顿离开后，两位民主党的领袖愤愤不平地感慨道，这位年轻说客挣的钱，大概比在场三位政党大佬的工资加在一起还要多。

《纸牌屋》

这一点上，编剧讲的是实话。《大西洋月刊》2015年的一篇文章称，各大公司每年花费在游说议员上的开销达到了惊人的26亿美元！

不游说，无政治

在美国政治制度中，政客与说客可谓紧密联系在一起，命运休戚与共。后者对前者晓之以情动之以“利”。情即大道理——国家利益、人民福祉；而这“利”则往往并非金钱，而是选票。选票代表着权力，失去选票也就失去了权力。

最重要的是，游说是受美国宪法保护的——美国宪法第一修正案赋予公民向政府请愿的权利。那么问题来了，既然每个公民都有向政府陈情的权利，为何看不到成群结队的美国人聚集在国会大厅呢？

事实是，政府各个部门运作复杂，仅仅是议会里面负责不同事务的委员会就有200个左右。哪个议题该去找哪个委员会，哪个委员会里又是谁最能说上话，这是普通人很难搞清楚的。以上催生出的专业说客，他们大多曾担任过政府公职（比如上文里的多尔），熟悉议会运作制度；另一些则是对某一话题十分热衷的人，他们往往会组织起来，一起向政府请愿；还有一种就是在游说公司里一步步成长为职业说客的人们，多年来混迹华府已经为他们积累了足够的人脉，而人脉则是说客最重要的资产。

昂贵的游戏

尽管被法律置于严格的框架下，但雇佣专业说客的成本仍远远高出行贿。据《大西洋月刊》消息，最多的时候，有100位说客为这些大公司奔走。大公司花在说客上的开销也远远超过了工会和公益组织——后两者每花出1美元在游说上，大公司就要花34美元。

以波音公司为例，从2011年1月到9月，波音花费了1200万美元用于游说。亚马逊公司也曾经在一个季度就花费45万美元来进行游说，以确保国会不通过有关电子商务收税的议案。2012年，谷歌花费1822万美元在游说上。

只要权钱缠斗仍存在，游说就不会在美国消失。这些华府K街精英们，仍会西装革履步履匆匆，在有意无意之间，改变历史发展的进程。

文章转自微信公众号：25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