斯蒂芬．班农（Steve Bannon），这个美国右翼民粹运动的鼓动者、这个破例进入美国国安委（National Security
Council）的策略师、这个被《纽约时报》称为“真正的总统”的战略家，本来正试图一步步让美国更适应他理解中的世界。然而，随着他刚刚被解除国安委职务的新闻传来，这个试图借助特朗普操刀调整美国方向的人，似乎一头撞在了名为“现实”的墙上。

有理智的人都知道班农观点的不现实之处，都知道他对外交问题和国家安全问题的看法离这个世界上实际发生的事情有多么遥远——但是，这些观点却源于班农自己的“现实”。班农的世界观，在左翼看来堪称是教科书般的白人种族主义、反动主义甚至法西斯主义，即便在正统右翼看来，班农的设想和认识也不乏疯癫之处。但是，如果我们还原他世界观的全貌，顺着几条线索，我们就会看见驱策着他这一系列认识的文化根源和迷思：

班农，不过是美国对世界错误知觉的土壤中，最惹人注目的大树而已。

班农眼中的战后世界

2014年，班农在梵蒂冈的会议上，几乎完整地展现了他的世界观。而在这次发言上，班农一开始就提及了一战。

对西方文明来说，一战和二战不可回避。曾经辉煌一时的文明在两次战争中崩解。进步、繁荣、人道主义和理想主义被毒气、坦克、屠杀和极权碾得粉碎。一战和二战是什么？是什么克服了一战和二战？两次大战后的发展从何而来？解释这些问题格外重要。

二战后的历史，可以被视为一个进步的历史，其进步性在于对先前时代的反思：资本主义是否酿成危机？理性主义是否导致科层制，进而为大屠杀提供条件？民主缺乏和民族主义是否带来这一切？于是，是民主主义、人权价值、反思民族主义、多元主义宽容和加强外交合作的国际主义等等，带领西方文明重新走出了低谷。

然而，班农的看法恰恰相反。班农拒绝承认一战和二战源于西方文明自身，也不承认是社会政经和国际结构的矛盾引发悲剧——在他的叙事中，战争是西方犹太基督教和无神论主义者的殊死决斗。这样一来，两次战争不仅仅是值得凭吊的悲剧，而是正邪交战。在这里，英美文明站在正义的一方，犹太基督教站在正义的一方，对面是邪恶的第三帝国。战争的起因是无神论主义者和异类文明试图挑战既有秩序而达到其邪恶目的，而英美犹太基督教文明，始终是受害者和正义的捍卫者。

所以，二战后的“进步”是否成立，在班农那里就大大值得怀疑。在班农的世界中，两次大战并没有割裂文明的进程，其两次大战本身不是英美犹太基督教文明的失败和倒退，也没有什么二战后所谓的“进步”。某些从18世纪继承而来的文明因子一以贯之地发挥着作用。在班农看来，真正的退步发生在苏联解体之后：英美犹太基督教文明在战胜无神论者的巅峰，带来了失败和崩溃的趋势。苏联的失败，让全球化进入了空前的胜利征程。

班农眼中的全球化

全球化带来的商业和竞争交流促进和平，是新自由主义的核心观点之一；从经济学的角度看，国际贸易无疑在促进大部分人的福利。即便是质疑全球化可能使得资本的全球配置更加便利，从而相比劳动力获得更大优势的左翼，也有不少声音认为，解决这样的问题，根本途径是扩大劳动力的自由流动，也就是说深入地推进全球化。

可正是这个全球化处于巅峰的时代，同样把全球化置于一个十字路口。随着全球化的潮流，各国之间的分配不平等日益严峻。根据世界银行对 1988
年至 2008 年世界不同收入比例者净收入增加的测算，收入水平在全世界范围内排在中上位置（B
点，大部分属于欧美发达国家蓝领阶层）的人，几乎没能从全球化中得益：他们的净收入在 20
年来的增加为零。这一部分人。而在全球化中得益最大的，则是后发国家的劳工，和跨国巨头们。全球化中，确实有“输家”存在。

在班农眼中，正是全球化在削弱欧美国家的领导地位。

在班农眼中，全球化带来了三种危险：第一种危险，是全球化实际上助长了腐败的、裙带的资本主义（Nepotism）。班农认为，全球化使得跨国集团和金融集团成为了既得利益群体，他们不能创造财富，而且也没有真正的才干。他们把持了各国的议会、游说机构和决策机构，利用达沃斯论坛等全球化带来的便利场所，依靠裙带关系和特权来保障自己的既得利益。在班农眼中，这些人正是在这一场空前的全球化中导致了民众生活水平倒退的根源。

班农还抨击了全球化会带来的第二种危险：来自于后发国家的“国家资本主义”。实际上，后发国家为了集中资本进行“弯道超车”，往往会在很多领域产生浓厚的国家资本主义色彩。而班农认为，这种资本主义模式不可能有效地创造任何财富，却给欧美国家的模式带来威胁。

如果仅仅观察班农的这些反全球化叙事，似乎会发现：他和一些左翼好像没有更大的区别。班农要反对跨国利益集团，这正是欧美左派心心念念的事情。班农要促进再分配、改善底层的生活，这全都是左派的议题。

然而，为什么班农却被视为另类右派的领袖？这自然不是因为“主流媒体”和“建制派”的迫害，而是因为班农在全球化带来问题的解决方案上，和由此折射出的世界观上，有着鲜明的“另类特点”。

班农的“开明资本主义”救世论

左派看来，全球化分配不均等的根本因素，是因为不同阶级在配置资本适应全球化上的能力不同。所以解决问题的途径显而易见：重新找回阶级议题，重视经济再分配，以避免全球化的好处仅仅为跨国资本所享有。

然而，班农的另类右翼理论，却给出了另一条道路。

班农不认为需要更进一步改革，也不需要其他再分配。对班农来说，19世纪的经济模式就足够创造民众生活水平不断提高的发展路线，不断扩大了生产，并且让生产的结果得以被共享。这种模式，被班农视作“开明资本主义”，即基督教、犹太教信仰的本质精神和道德基础中诞生的资本主义。

将时钟倒拨一百年，马克斯．韦伯的《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就讨论过班农理想中的资本主义模式。在韦伯看来，新教伦理提供了一种使人恪守天职、尽心劳作，从事本职工作、完成财富积累的精神气质。这种伦理观念，使得人们为了财产的增长而做谨慎且持续的规划，不去挥霍积攒的财产。正是这样的资本主义模式，被韦伯归结为所谓的“现代资本主义”，亦即可以促进技术进步、财富增长和生产扩大的资本主义。而班农几乎是原样照搬了韦伯的归纳。

班农认为，为犹太基督教文明提供物质基础，使得其能够战胜野蛮帝国的，正是开明资本主义。如此一来，班农反对全球化的根本逻辑呼之欲出：其一，全球化引入的其他资本主义模式，威胁了这一让英美国家发展强大的开明资本主义。其二，全球化导致了对物质主义的追求，渗入了其他文明。这种世俗化，破坏了犹太基督教文明的精神气质，使得开明资本主义难以为继。

这正是班农和欧美左翼的根本差异所在。欧美左翼强调的阶级叙事，被班农这里完全抹去。在班农这里产生了关键影响的，不是“阶级”，而是“文明”。这听起来像是亨廷顿的文明冲突论的重复，可亨廷顿其实更倾向于讨论文明对国族认同的影响，认为文明只是通过认同区分敌我的划分，但在班农这里，文明却和经济发展模式联系了起来：文明之间的对抗是本质的，是不同的生产方式之间的对抗，是先进和落后之间的对抗。开明资本主义，必须是基于犹太基督教文明，是英美两国18世纪的“小店主式资本主义”，是英美
“main street” 中诞生的资本主义。

这也不难理解，为什么班农反对世俗化、反对社会自由主义理念。在班农看来，世俗化不仅仅削弱了国族认同。而是因为世俗化是其他文明的渗入，让全球化超出了犹太基督教文明以外，造成了之前所说的一切退步和失败。

常识与理智：从美国看向世界

我们自然清楚，班农的世界观缺乏站得住脚的根据。韦伯只是从精神气质入手，探讨了新教伦理和资本主义诞生之间可能存在的联系。如果班农将新教推广到犹太基督教文明，那荒谬之处更甚。如果包括天主教乃至东正教诸国，那么18世纪西欧英美等国率先发展的时候，这些国家不仅没有所谓的“开明资本主义”，往往还沦于君主绝对主义的泥潭之中。

何况，即便是他说的“开明资本主义”，也没有实现理想的“财富再分配”。工人权益的扩大和收入增加，显然是19世纪工人运动成果，而不是“开明资本主义”的功劳。英美等国的先发增长更可能归功于更丰富的资源、对技术的鼓励和完善的产权制度，而不是基于文明气质。班农所赖以立论的所谓“开明资本主义”，也许从来都没有真正存在过，更谈不上是基于犹太基督教文明的基础。

我们可以直接说班农是荒谬的——可在班农成长的环境中，在班农接触到的叙事里，班农真的“荒谬”么？

当班农讨论扩大中产阶级的开明资本主义时，当班农鼓吹犹太基督教文明下恪守天职不断促进增长的资本主义时，难道他提出了什么新的东西？大银行会威胁小产业，这是杰佛逊时期就有的警告；反对裙带、不公和垄断资本主义，这是进步主义年代的口号。每一次美国面对危机的时候，都有这样的一股声音回溯美国“立国之本”的“开明资本主义”，都要求重新发扬清教徒精神。即便这样一种模式早已变成神话。

英美乃至世界各国都充满了这样的常识性神话。英国最初采用保护主义等种种贸易策略打击其他发展，可在自由主义席卷世界的潮流中，“英国是自由贸易的鼻祖”、“英国依靠自由贸易发家”等等神话四处流传，以至于在中国也有其信徒高呼“天不生大英，万古如长夜”。

班农的政策，可以说是极端不切实际，可他的错误认知恰恰基于美国广泛流传神话：美国的资本主义不一样的、美国是小企业家的资本主义、美国的自耕农和小业主的资本主义创造了美国的财富、美国是成功的清教徒的国家……或多或少，一个普通美国人，都带有着这样的价值观，因为这些持续了百年的神话根深蒂固。这不正是被许多美国人奉为圭臬的“美国例外论”么？班农把“美国例外论”变成了“犹太基督教文明例外论”，引发了人们的惊呼。可这些因子，几乎早就在美国民间无处不在。

班农并非创造了什么，而是用他作为一个美国人认为正确的“常识”，来认识 2000
年已经天翻地覆的世界。他感到沮丧——无神论和其他文明也在取得成功；他感到焦虑——“开明资本主义”似乎正在败退。从美国的常识中走出的班农不知道如何解决面前的困难，因此只能不断退回他固有的常识之中，试图以“原教旨”方式来解决问题——从这个角度，他和他所反对的“伊斯兰原教旨主义”，恰恰是殊途同归。

这恰恰解释了特朗普和班农一度合作的原因：特朗普本质上是一个用“美国常识”看世界的人。特朗普有很多娱乐性的存在，可在精神的最根本处，他是认为，过去是好的，所以才要 "again"。班农曾经在私下的玩笑中，认为只有有财产的人才能投票，这不正是又一个关于民主的神话么？“有恒产者有恒心”，似乎只有地主和有产者的决策，才能为国家带来稳定；似乎这种小业主的民主和资本主义，才是美国成功的根源。

在班农的世界深处，他也许认真信奉这些。

班农不是一颗凭空长出来的大树。恰恰相反，这个让美国忧虑的时代，这片充满神话的土壤，几乎注定了“班农”的出现。支撑茶党的，恰恰是这样一批人。班农的世界，其实一直都在美利坚的上空游荡。即便如今它在现实面前暂时碰壁，这个到处游荡的幽灵，依然可以在美国的民间，产生出源源不断的班农，他们会想着“改变世界”。

本文转载自境外中文媒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