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今，全球五大经济体中的德国和英国都已经由女性担任国家领导人。最大的经济体——美国也有一位女性正在参与2016年的美国总统竞选。女性在政治上的玻璃天花板基本可以宣告破裂，现在我们可以思考这种现象将给这个世界带来怎样的变化。

女性领导的总体统计数据看起来并不令人鼓舞，今年的女性领导人数量少于去年，全球政府领导人为女性的数量甚至少于5%。然而，她们正在赢取真正重要的事情：如果通过国家综合国力来衡量这些女性领导人的影响力，美国、德国和英国三国的女性领导人排前三。对于大国的女性而言，她们更难突破权力金字塔顶层。相反，在竞争相对较小的北欧和波罗的海地区的国家，最近几年出现了更多的女性领导人。对于像波兰这种有天主教传统的国家，女性达到权力顶尖的难度更大，然而贝娅塔·希德沃是现任女性总理。除此之外，在一些大国女性担任了反对派的重要职务，或者被赋予重要的战略职务从而可以在未来某天接任执政党的领导职务。

除了默克尔和梅，或许还有希拉里·克林顿，一些之前没有女性领导人的重要国家现在都出现了被赋予重要的战略职务从而接任执政党的领导职务，或者以反对党领导人身份赢得更高职务。

在英国，梅在安德烈·利德索姆宣布退出英国保守党党魁选举之后赢得了英国首相一职。

在德国，朱莉娅·克勒克纳被视作是现任总理默克尔的接班者，也包括现任德国国防部长乌尔苏拉·冯·德莱恩。

在葡萄牙，阿松桑·克里斯塔斯第一位保守党女性领导人并且作为国家中偏右反对党的领袖。

在西班牙，索拉亚·萨恩斯·德·圣玛丽亚早已成为仅次于首相马里亚诺·拉霍伊的二把手。尽管她被看作是一个技术官僚，而不是一个政治家，但是她已经成为中间偏右人民党的不可或缺高官。

在英国，安吉拉·伊戈尔是工党党魁极具竞争力的候选人；苏格兰民族党党魁尼古拉·斯图尔金将会寻求第二次苏格兰脱英的公投。

之前获得较高政治高度的女性，基本都是来自本国的商界精英、政治家族。目前这一代女性领导人则不同了。默克尔和梅是牧师的女儿，希拉里·克林顿的父亲是小商贩。波兰总理贝娅塔·希德沃来自矿工家庭。绝大多数反对党领导人都没有政治精英背景。朱莉娅·克勒克纳来自酒商家庭，安吉拉·伊戈尔和尼古拉·斯图尔金都出身工薪阶层。乌尔苏拉·冯·德莱恩或许是唯一一位来自政治家族的，她的父亲是位资深的欧洲共同市场的官员。

过去女性领导者的一些共同特征现在仍然具有，较高政治素有的女性领导人拥有更少的孩子。梅、默克尔、尼古拉·斯图尔金、朱莉娅·克勒克纳以及安吉拉·伊戈尔都没有孩子。希拉里·克林顿和索拉亚·萨恩斯·德·圣玛丽亚都各有一个孩子。贝娅塔·希德沃有两个孩子。例外在于阿松桑·克里斯塔斯和乌尔苏拉·冯·德莱恩分别有四个和七个孩子。

现任女性领导人中最让人感到惊讶是共同点在于：她们都非常保守，不受意识形态的影响并且更倾向折衷策略。梅就是这样的一个例子：她是一个温和的“留欧”阵营支持者却愿意作出英国退欧的尝试。默克尔、贝娅塔·希德沃、索拉亚·萨恩斯·德·圣玛丽亚以及希拉里·克林顿都以灵活、深谙政治、熟知如何制造共识而出名，基本不会做煽动性的事情。

这似乎印证了女性留给大家的刻板印象，或者换句话说，女性比男性更讨厌风险。目前的女性领导人都不是习惯性的冒险者。默克尔去年向欧洲难民打开国家大门，这一举动出乎了所有人的意料。因为这不是政治赌博行为（用政治手段赢取慷慨之名），而是出自一位牧师女儿的道义责任。这或许可以解释为什么女性可以在大国赢得领导职位，却不能在公司获得领导席位。在全球领导人中，标准普尔500指数公司的首席执行官女性不到5%，她们中没有一人是市值排前10的公司领导人。

商业中，考虑较多甚至会优先考虑的是风险因素。而政治中，尤其是在充满争议的时刻，妥协后达成共识是一项愈发基本的技能。希拉里·克林顿在竞选期间更是证明了这点，也正是这样才让她击败了桑德斯。默克尔是一位善于将“痛苦”平均分配的高手，尽管她不愿意如此，但是没人比她做的更好。梅以坚定和倔强出名，但是她的仕途升迁基于妥协，整个职业生涯也是在不断让自己的“妥协”得以实现。

女性灵活地将机动性与同情心结合，凭借这种素质一步步走向政坛的顶峰。尽管女性没有展示太多的亮点、魅力，但是她们却一直务实、灵活并且耐心。

当然，这些素质并非女性独有，她们也并非规避风险或者缺乏表现。通常的规则，当分裂过于痛苦则需要女性收拾局面，当需要把讨论转化为坚决时则需要男性。尽管梅、默克尔和希拉里·克林顿都是是坚强的女性，但是当务之急则是要把工作做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