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小姐今年60岁，居住在香港，是一名清洁工。她不觉得自己幸福。

林小姐要照顾患有腰痛病的丈夫、九十岁高龄的公公和婆婆，还要长时间工作，她承受着巨大的生活压力，活在崩溃的边缘。

林小姐说，她的两个女儿孩没有出嫁时，她常常向她俩撒气，用棍子抽打两姐妹，还在家里乱丢东西。

“有时候，我很容易生气，”林小姐说，“我觉得有做不完的家务，要照顾丈夫和公婆的起居，同时还工作养家。”

“夹心层”最不幸福

女性扶持社团“崇德社”的最新研究显示，与贫困户比起来，像林小姐这样收入刚刚够解决温饱问题、没资格领取政府低保的职业女性（月家庭收入在15,001至20,000港元）最没有幸福感。

研究还发现，月家庭收入低于5,000港元的属于最困难群体，但这一群体女性的幸福指数却达71.16，仅比月家庭收入为40,000港元的富有群体的幸福指数低5个点。

从现有的数据可以看出，林小姐等人对生活的不满，主要是因为经济因素，但还要进行更加广泛和深入的研究才能得出这类女性的压力具体来源。

社工黄雯洁对研究结果表示赞同。她也认为，月家庭收入在15,001至20,000港元的群体不是最贫困的，但容易被政府忽视，即使有困难，也没有办法得到帮助。

“政府制定的脱贫政策，只集中于帮助最贫困的人，这种做法很公平，但却不能帮助所有需要帮助的人。因此，夹在富有和贫穷之间的女性群体无法享受到政策，还要处理工作和家庭的平衡，受到的压力也最大。”黄雯洁说。

34岁的王小姐深知这种压力。她说，“夹心层”的生活，就好像要挣扎着把头伸出水面呼吸一样。

离婚后，王小姐要独自抚养七岁的女儿和五岁的儿子。她说，作为“夹心层”得不到政府的低保金，她每个月的工资都用来支付日常开销，还要给儿女付学费，根本存不下什么钱。

王小姐曾找到政府寻求帮助，但她没有资格领取低保，只得到了些意见。

“我在水里挣扎，坐在船上的人却在文件堆里确认我有没有被救的资格。”王小姐谈到政府的政策时这样比喻到。

解决办法

黄雯洁认为，要解决林小姐、王小姐这类群体的困境，政府应该制定更多政策以满足她们的需求。

“香港的工作时间很长，政府应该制定政策，保证更加弹性和合理的工作时间和机制，为女性提供良好的保育服务。这些政策将帮助女性雇员平衡工作和生活，帮助她们扮演更多角色。”香港大学的心理系的王副教授说。

“生活困窘会带来很多压力，比如人生选择少、健康状况差、来自金钱方面的负担等。”王副教授说。

为了减少“夹心层”女性的心理压力，企业应该帮助女性——尤其是生育后重返职场的女性——重新融入社会，并建立完善的带薪病假机制，减少她们的后顾之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