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情发生在纽约布鲁克林，一个四岁小男孩迭戈被诊断为永久性精神障碍，无法说出完整的句子，有严重的暴力倾向，发作起来会像疯了一样撕咬攻击别人。

他的一生毁了。

原因是他家的房东在装修时非法使用了含铅油漆，小男孩吸入过多的毒害物质而堕入癫狂的深渊。现在，法庭必须决定房东为此付出的赔偿数额，也就是说，必须以美元计算男孩一生的价值。

原告律师提出了340万美元的数额，理由是男孩父亲有学士学位，母亲是硕士，男孩有一个光明的教育和职业前景。

被告律师把价格砍到150万，依据是男孩为拉丁裔，从整体种群来看，美国的拉丁族裔难以达到如此高的收入。“在拉丁族裔社区，只有7％的人取得了硕士学位。”

尽管遭到法官的反对，陪审团仍在很大程度上采信了被告律师的观点，判房东只需赔偿190万美元。

三年前的另一桩官司里，有一名6岁女孩和一个男婴在同一场车祸中丧命，法庭分别判了赔偿额，男婴的“价格”比女孩高出84％。

十年前，一名黑白混血男孩因为美国政府过失导致永久性脑损伤，当法庭判定政府赔偿损失时，控辩双方谁都没有对以种族裁量赔偿金额有异议，他们争执不下的是男孩到底算白人还是黑人，因为两种人的金额相差30％，最后法庭判了个白人与黑人的中间数，才告收场。

情况就是这样。

在判决有人重伤或丧命的官司时，美国法庭会变成另一种人肉市场，或者说，人命市场，在这里，律师、法官、陪审团会赤裸裸地以种族和性别衡量人的价格。

白人男性受害者通常会获得远高于有色人种和女性的价码。依据是他们在社会上的职业收入更高，在美国，白人比有色人种普遍收入高，男性比女性普遍收入高，这是现实。

据美国法律经济协会的调查，44％的法律从业人士会在估算赔偿额度时考虑种族因素，92％会考虑性别因素。

黑人女性大学生的未来职业收入总和平均是124万美元，同等条件下，白人男性大学生是228万。数据来自美国人口普查局的“职业收入预期调查报告”。

但争议一直存在。

缅因州立大学法律教授Jennifer Wriggins称法庭的判决会固化社会歧视，影响美国价值观念。“如果我们承认人生而平等，把人命按种族性别分成高中低档，就是不折不扣的歧视性判决。”

支持者认为准确的计价结果就是公平公正，“如果这反映的是社会现实，那就应该这么判，什么时候社会上女性群体收入比男性高了，那就应该判女性赔偿额高出男性，这才叫准确、公正。”来自休斯顿的经济学者James Woods说。

不过，即便是追求“准确的计价结果”，也未必能做到公平。据法庭档案，在1970年判决的赔偿金额，对女性未来三十年的职业收入低估了28％，因为社会在发展，女性和少数族裔的地位和收入在变化，而这些变化并不计入“准确的计价结果”中。

上一次这类议题引发全国性的巨大争议是在911袭击后。

当时美国国会成立了911伤亡赔偿基金，以纳税人的税金为伤亡者赔偿，但具体落实时，人们发现基金在按照伤亡者的性别和种族分配赔偿金额。

舆论风暴迅速席卷全国，美国妇女联合会致函司法部，“这个做法伤害了妇女儿童的宪法权利，加深了美国本就存在的性别歧视。”美国有色人种促进会立即跟进。

迫于压力，基金彻底更改方案，对所有伤亡者，无论男女老小肤色，使用统一的赔偿标准。

“当你剥开层次复杂的美国社会，你会发现歧视渗透在每一层每一个角落里，我们国家的历史就浸在歧视里，我们的政治、经济、文化都在散发歧视的恶臭。”巴特摩尔大学法律教授Michael Meyerson说。

事实上，一些国家已经废除了这种依照人种和性别取平均数的做法，如加拿大和以色列。美国也在某些方面废除了这种做法，如“平价保险法案”，就规定男女保险费用必须一致，而此前保险公司会向女性收取更多费用。

现在，小迭戈已经五岁了，一家人已经搬回了家乡达拉斯，妈妈说，他最喜欢爬树和假扮蝙蝠侠。

在他的案卷最后，审理该案的法官Jack Weinstein写下这样一段结语，“性别与种族不是、也不应该是衡量一个人未来的决定因素，这个判决完全扭曲了美国梦的精神，这种不假思索的旧式思维不能再容忍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