哈桑安静地坐在那儿，凝视远方。他已经懒得梳头，一把梳子直立立地缠在他脑后的卷发里。

17岁的哈桑说话轻声细语，态度温和平静，但社区里的人却都怕他。

大家都说哈桑疯了，担心他会做出疯事出来。

几天前，好多人亲眼看见他乱喊乱叫、胡乱扭动，不久之前，他还穿自己姐姐的女装。然后，他就自己坐在那儿语无伦次地喃喃自语，哈桑总爱这样自言自语。

在塞拉利昂，埃博拉给许多人留下了心理创伤，哈桑只是众多之一。缺少相应的医疗物资支持，过去一年中情况在不断恶化。

一年前，塞拉利昂总统科罗马通过广播庄严宣布埃博拉疫情结束。

这次疫情在短短18个月内夺走了至少3580人的生命，还给人们留下了巨大的精神创伤。但心理问题却极少有人注意，也没有得到足够的支持。

塞拉利昂600多万人中，只有21名心理健康护士，1名年长的精神病医生。

17岁的哈桑[Olivia Acland/半岛电视台]

缺乏支持

但凡哈桑在社会的关怀下接受些许的心理治疗，他或许就不会辍学回家，也不会怯于走出家周围的大院。

哈桑的父母皆因埃博拉去世。

在那之前，哈桑曾是一个聪明有前途的年轻学生，在商业研究和英语上极为拔尖。放学后，他会和朋友们在附近踢会儿足球，然后回家学习。

哈桑和妈妈的关系尤为密切。过去，哈桑的妈妈从外省批发水果回城里做些小生意，回来的时候，哈桑总是立马跑上前去拥抱她。哈桑的姐姐伊莎笑话他说，“妈妈以前会给我们每个人都带芒果和蜂蜜回来，但哈桑总是第一个冲向她，拿起东西。妈妈很喜欢哈桑，哈桑会开玩笑说他是妈妈最喜欢的孩子，所有的礼物都是给他带的。”

哈桑的父母一起去内地旅行时感染了埃博拉，回家后两人开始发烧，仅一周后就过世了。

不久后，哈桑的行为就开始奇怪起来。

“我走进房间的时候，发现他戴着一条妈妈的项链。”伊莎说，“他问我爸爸妈妈在哪里，我跟他说他们已经死了。他摇着头认为我在撒谎。他说他看到妈妈就站在他面前。”

哈桑和伊萨最后一次真正见到他们的父母是埋葬队将尸体从房间里抬出去的时候。尸体传染性非常强，穿着防护服的专业人员只能直接将尸体带去墓地，哈桑和伊萨也没能为父母举行传统葬礼。这可能一定程度上造成了哈桑的自闭。

专业的工作团队通常每天都要处理15具尸体，这份工作不仅对体力有要求，对工作人员的情感也会造成创伤。政府向他们支付了高额的报酬，试图作为补偿。

他们中的许多人如今也承受着沉重的心理负担。

穿着防护服的埋葬队准备埋葬埃博拉病毒的受害者 [Christopher Black/路透社]

摆脱不掉的回忆

29岁的帕特里克曾是一名埋葬工，他对自己在抗击埃博拉病毒时发挥的作用感到非常自豪，“我是为了我的国家。”

但他的爱国也付出了相当大的代价。

一年过去了，他仍遭受着不时发作的抑郁症，也经常被那些重现的画面所困扰。

“我总是做噩梦。”帕特里克说，“我记得当时太平间有好多尸体，像一袋袋米那样堆叠起来。我脑海常常浮现这样的画面。”

帕特里克还补充道，这不仅仅发生在夜里，如果有什么画面引发了回忆的话，这种画面白天也会出现。

“当我想起这些事的时候，如果有人叫我我也根本听不见，”帕特里克说，“那一整天我什么也吃不下饭。”

当帕特里克还是个埋葬工人的时候，他靠酒精和药物来赶走痛苦的回忆。

但是埃博拉疫情爆发后不久，他做了一次体检，医生警告他体内再多一点点毒素都可能要了他的命。现在，只有当这些回忆无法消失时，他才偶尔喝点儿酒。

埃博拉疫情结束后，帕特里克发现自己很难重新适应正常的生活。他承认有的时候会和埋葬队的其他成员一起去医院的停尸房看看尸体。“这样我们会觉得抗争还在继续。”帕特里克补充说，他已经很少这样做了。

帕特里克说，他很幸运地得到了非政府组织 IsraAid and Concern 的心理和社会支持。

帕特里克现在创立了自己的慈善机构，取名“保护塞拉利昂”。这个组织的成员都是之前埃博拉的响应人员，主要关注卫生问题。

帕特里克 [Olivia Acland/半岛电视台] 

积压的沮丧

埋葬工的名声遭到严重诋毁，大家总觉得他们阻止亡者家属举行传统葬礼，而且还赚了不少钱。

埋葬工每月的工资是塞拉利昂最低工资的6倍，人们指责他们从埃博拉中发灾难财，其他病者家属却还要为生计发愁。

因为检疫限制，农民们无法在国内卖农产品，农业部门的就业变得特别低。

Kpondu是塞拉利昂第一个感染埃博拉的村庄，而稻农伊曼纽尔·福科恰恰来自Kpondu。

他记得自己在埃博拉爆发期间感到的沮丧。

“我那段日子过得太难了，几乎无法照顾自己和家人，”伊曼纽尔说，“我是真的没钱。突然有一天，村里的人开始接受非政府组织的帮助，但他们说我不符合帮助资格，因为我没有直系亲属患上埃博拉。”

显然，嫉妒和绝望冲垮了福科。有一天他冲进了村子，用棍子朝孕妇一通乱打。附近的赶来的村民把他固定在地上，用绳子把他捆了起来。

“他们虐待我，狠得令人难以置信，”伊曼纽尔说，“把我的腿和手紧紧地捆在一起，绳子把我的皮肤的磨破了。”伊曼纽尔伸出手臂露出他手腕上深深的疤痕。

心理健康护士马丁被叫来处理情况，他记得很清楚。

“我赶到的时候他情况非常糟糕，他不停地尖叫大哭，急切地想要扯断绳子。我给他解开后，喂了些药，我整夜都待在那让他保持冷静。过了一会，他开始讲自己的问题，他说埃博拉把一切都带走了。”

那件事发生之后，村里人如今仍将伊曼纽尔看作是一个应该被驱逐的人。伊曼纽尔在田间劳作时，手上的伤口也让他觉得痛苦。

马丁也认为伊曼纽尔的心理问题尚未痊愈，他也希望今后能多来看看伊曼纽尔，“伊曼纽尔付不起那么多钱，我的工资也不够支撑药费和油费”。

伊曼纽尔·福科[Olivia Acland/半岛电视台]

资金不足

埃博拉给许多人留下了心理创伤，不仅是失去亲人的人，还有疫情团队成员和那些眼睁睁看着生活被毁掉的人。

但是在总统科罗马2016年6月宣布的优先恢复计划中，他却没有提到塞拉利昂的精神健康问题。

政府为改善教育、能源和医疗设立了援助资金，本就资金不足的精神卫生部门却未在援助范围之内。

没有机构对埃博拉造成的心理影响进行过真正的研究。

塞拉利昂精神健康联盟的协调员约书亚邓肯称：“我们认为受埃博拉影响的人现在展示出了创伤后应激障碍的迹象。”不过邓肯也承认“到现在为止还没有数据”。

虽然表面上埃博拉病毒一年前离开了塞拉利昂，但大多数人仍然带着看不见的伤痕，累累前行。